英国政治正在“折价” 投资者如何重新定价？

基尔·斯塔默爵士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之初，曾被视作英国政治回归理性的关键转折。在经历了保守党长达十四年的动荡执政与脱欧余波后，一个主张稳定、重建与制度修复的中间派政府似乎为国家提供了喘息之机。然而，不过一年有余，这股乐观情绪已迅速消散。当前，仅有五分之一的选民支持现政府，斯塔默本人的个人支持率跌至执政以来最低点。2025年9月5日，副首相安吉拉·雷纳因税务问题辞职，随即引发大规模内阁改组，这一事件不仅是人事震荡，更是执政联盟内部裂痕的公开暴露。

更令人警觉的是，政治光谱的边缘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填补权力真空。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虽仅拥有四名下议院议员，却在党代会上放言将于2027年出任首相。这一看似狂妄的宣言背后，是真实的政治势能：民调显示，若立即举行大选，改革党几乎具备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左翼阵营也未见平静。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正领导新的极左组织重新集结力量；绿党新任领袖扎克·波兰斯基则以“生态民粹主义者”自居，意图复制法拉奇的崛起路径，成为左翼阵营的颠覆性力量。

这一政治格局的剧变，并非仅限于英国。法国中间派政府于9月8日因财政紧缩政策遭左右夹击而倒台；德国传统大党持续流失选票，政党体系日益碎片化；美国选民则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右翼口号与反抗精英的左翼运动之间剧烈摇摆。全球范围内，政治中间地带正在塌陷。不同的是，斯塔默仍握有下议院的绝对多数席位，理论上具备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充分空间。但现实却是，他正陷入一种奇特的“多数瘫痪”——席位优势与民意支持严重脱节，使其每一步决策都如履薄冰，改革议程寸步难行。

一种流行解释认为，英国公众因经济长期低迷、公共服务衰退而情绪化、易怒，随时准备追随任何能提供情绪出口的政党。另一种观点则将症结归于移民问题，认为民众转向本土主义，导致工党支持者大规模流向改革党。然而，这两种分析均未能触及核心。真正的结构性转变始于2016年脱欧公投，并在此后不断深化：年龄与教育程度取代阶级，成为预测投票行为的最关键变量。英国选举研究项目的数据清晰表明，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倾向左翼，而年长、低学历群体则日益右倾。这种代际与知识结构的分裂，使政治光谱不再是传统的左右对峙，而是演化为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对抗。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政治波动主要并非源于跨阵营的立场转换，而是同一阵营内部的政党更替。工党的选民并未大规模倒向右翼，而是转向其左侧的更激进团体；保守党支持者同样未整体左转，而是流向改革党等更具排外色彩的右翼选项。2024年大选中，两大传统政党合计得票率仅为57%，创下自191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如今，这一数字已进一步滑落至39%。选民并非抛弃政治，而是抛弃旧政党。他们渴望新选择，这本应是民主活力的体现，但在英国简单多数制的选举框架下，却演变为治理危机的催化剂。

该制度放大了选票变动对议会席位的影响，微小的民意波动即可导致权力格局剧变。策略性投票盛行，扭曲了真实偏好表达，也加剧了不确定性。当执政党支持率下滑，议员们首先担忧的是个人席位安危，而非国家长远利益。这使得政府难以推动需长期见效的结构性改革。工党虽坐拥多数席位，却如同搁浅的巨鲸，动弹不得。其执政能力受限于民意基础的迅速瓦解，改革议程寸步难行。

历史教训近在眼前。保守党曾耗费十年试图压制法拉奇，结果反而将欧洲议题推向极端，促成“硬脱欧”，最终激起更广泛的不满，反助法拉奇壮大。他们为短期选举利益牺牲执政严肃性，最终两头落空。斯塔默必须警惕重蹈覆辙。目前已有迹象显示他意识到问题所在：他委任史蒂夫·里德主导城市规划，提出“建设，宝贝，再建设”的发展纲领；布莱尔派干将帕特·麦克法登则致力于提升青年就业。这些举措指向一个方向——通过切实改善经济表现来重建民众信任。

然而，压力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工党左翼不断施压，要求放弃财政纪律、扩大福利支出，甚至削弱预算责任办公室的独立性，以便增加借贷与开支。工会势力躁动不安，党内资深议员亦呼吁放松财政约束。若屈从于此，虽或可短暂安抚内部，却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失衡，无法根治公众愤怒的源头。斯塔默面临的真正考验，不是如何应对法拉奇，而是能否顶住内外压力，坚持推进那些短期内不受欢迎、但长期有利于国家复苏的改革。

中间派的存续，从来不是靠迎合民粹或制造敌人，而是靠提供稳定、理性的治理方案。当政治中心开始折叠，边缘便会主导议程。斯塔默手握多数席位的时间窗口正在关闭。他能否在这场系统性重组中稳住阵脚，不仅关乎工党命运，更决定英国能否避免陷入更深的政治极化与治理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