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紧急状态”成常态：真的住房危机 还是新的权力游戏？

在美国政治中，“国家紧急状态”早已不再是需要慎之又慎的非常规手段。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尚不足八个月，已九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甚至在华盛顿特区另立“犯罪紧急状态”，他对“紧急”二字的偏爱，近乎成为一种政治惯性。如今，又一个“紧急状态”正悄然酝酿——这一次，是关于住房。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近期透露，政府可能很快宣布全国住房紧急状态。令人意外的是，这回的危机并非虚构。过去十年，美国房价的上涨速度远超整体生活成本，住房可负担性已成为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真实困境。从这个角度看，贝森特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危机存在，而在于将如何应对。回顾特朗普过往的“紧急状态”操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服务于权力扩张。他曾以“犯罪紧急状态”为由，试图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芝加哥，尽管数据显示，该市今年的枪击案数量可能创下196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他声称存在全国性犯罪浪潮，需要军事介入，但事实是，美国主要城市的整体安全状况比1960年代以来的多数时期都要好。他以“经济紧急状态”为名，实施了近90年来最高水平的关税政策，可他自己却反复强调美国经济“前所未有地强劲”。这些自相矛盾的说辞，暴露了其“紧急状态”声明背后的真正动机：在缺乏国会支持的情况下，绕过正常程序，直接动用行政权力。

司法系统已多次对这类行为亮起红灯。已有两家法院裁定，特朗普动用紧急经济权力加征关税属于违法行为。另一家法院也明确指出，他无权单方面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这些判决表明，当“紧急状态”被用作攫取权力的工具时，法律体系仍有能力予以制约。正因如此，当“特朗普官员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句话再次出现时，公众的反应已不再是惊讶，而是深深的忧虑——这几乎成了英语中最令人不安的短语之一。

住房问题的根源，与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截然不同。当年的泡沫由投机驱动，房价飙升而租金停滞，形成明显背离。而此次的房价上涨是全国性的，且与租金同步上升，说明问题出在供需失衡。研究显示，即便在那些成功避开上一轮泡沫的城市，房价也在快速上涨，但新建住房数量却未相应增加。以亚特兰大为例，过去城市可以通过不断向外扩张、在边缘地带建设独栋住宅来满足需求，但如今这种“摊大饼”式的蔓延已接近极限。开发商被迫将住宅建得越来越远离城市核心，通勤时间与成本不断攀升，城市边缘的绿地资源几近耗尽。有研究指出，当通勤成本高到让人难以承受时，城市扩张的物理边界也就到了尽头。

真正的出路在于向内发展，通过提高人口密度，尤其是建设多户住宅，来增加供应。阳光地带城市的密度远低于纽约、旧金山等蓝州城市，理论上仍有巨大潜力。然而，地方政治成为最大障碍。在许多城市，现有房主群体通过地方规划机制，有效阻拦了高密度住宅项目，使得新建住房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和家庭分化的速度。这种普遍存在的“反增长”政治，无论在红州还是蓝州，都已成为住房供应不足的深层症结。

在此背景下，贝森特的“住房紧急状态”言论显得格外讽刺。若换一个政府，或许会借机推动“YIMBY”（在我家后院建房）政策，打破地方分区法规的限制，鼓励更多住房建设。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不会如此。其政策蓝图《领导力宣言》明确支持放松环保等领域的管制，却在住房问题上彻底倒向“NIMBY”（别在我家后院）。文件强调，应优先支持独栋住宅，维护房主对社区的控制权，坚持由地方政府主导分区决策，反对削弱单户住宅区划。这意味着，联邦层面不仅不会推动改革，反而可能进一步固化现有障碍。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的其他政策正在加剧住房短缺。对加拿大进口木材征收35%的关税，直接推高建筑成本；大规模驱逐移民的政策，则威胁到建筑行业严重依赖的劳动力供应。这些举措与增加住房供应的目标背道而驰，无异于在火上浇油。

因此，贝森特的表态更可能是一场政治表演。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承认“住房紧急状态”可以塑造关心民生的形象，但实际行动却几乎为零。即便危机真实存在，它也可能被扭曲为新的权力借口。有人曾将住房问题归咎于移民，试图将结构性矛盾简化为身份对立。真实的危机反而可能被用来煽动情绪，转移公众对政策失败的注意力。这一次，紧急状态或许不再是虚构的借口，但它仍可能沦为政治操弄的工具。当危机被承认，却无心解决，这才是最令人不安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