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如何看中国的反内卷和反通缩措施

中国政府在2025年面临内卷（involution，指过度竞争导致的低效资源分配、价格战和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deflation）的双重压力，这些问题源于工业产能过剩、出口受阻（如美国关税）和消费疲软。根据近期政策，中国政府通过供给侧改革、监管加强和财政刺激等手段应对。

反内卷措施

• 这些措施旨在遏制“恶性竞争”，如价格战和无序扩张，主要针对制造业、电动汽车（EV）和数字平台等领域。政府强调“反内卷”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主题，旨在通过顶层设计和监管工具实现产业整合。
• **监管和法律修订**：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AUCL），新增条款针对“内卷式”定价行为，包括价格串谋、倾销和歧视。加强数字竞争监管、平台数据治理和电商规范。 同时，发布新指导方针，强化中央与地方资金协调，聚焦关键行业避免盲目投资。
• **供给侧控制**：减少对低效产业的补贴、生产上限和出口退税，打击“无序竞争”。例如，在EV行业，国务院要求加强政府监管，恢复市场秩序。 在PX（对二甲苯）等化工行业，推动产能优化，到2025年目标是将50%以上产能提升到高效水平。 这被视为“必要冲击”以解决产能过剩。
•  **产业整合与政策导向**：鼓励大型企业受益于政策，如通过生产上限和补贴减少实现市场集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击内卷以支持5%增长目标。 这些措施部分源于美国关税压力，转向国内市场调整。

反通缩措施

通缩压力源于价格战和需求不足，中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和间接调控供给应对，但措施被视为“观望式”，力度有限。2025年上半年GDP增长5.2%，但通缩风险持续。

• **需求刺激**：增加消费和投资总量，如地方政府购买未售公寓转为保障房，鼓励银行放贷。 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支出，但整体刺激不足以逆转房产市场疲软。
•  **供给侧间接调控**：通过反内卷减少价格战根源，如在EV行业加强价格监测和成本监督。 减少产业补贴和出口退税，以避免进一步产能过剩加剧通缩。
• **宏观政策框架**：目标5%增长，强调“十五五”规划（2026-2030）前稳定。 但专家警告，刺激措施未能彻底摆脱通缩循环。

这些措施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结合中央规划和市场监管，但短期可能导致地方财政压力和企业调整阵痛。

"良性通缩” 和“恶性通缩”

通缩不一定是坏事，经济学家Joseph T. Salerno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An Austrian Taxonomy of Deflation》中系统分类了通缩类型，将其分为良性（benign，包括增长型、现金积累型、银行信用型和财政型通缩）和恶性（malignant，指强制性通缩，如政府干预导致的财产没收式通缩）

经济学家George Selgin的作品中，他于1999年文章《A Plea for (Mild) Deflation》中区分了良性（benign，由生产力提升导致）和恶性（malign，由货币供给不足引起）通缩，并追溯到包括Friedrich Hayek在内的早期经济学家观点。

对于“良性通缩”，由生产力提升导致的价格下降，微策略的董事长迈克塞勒就提到，生产力提升应该导致的价格下降，可是因为法币的乱印，物价始终降不下来，购买力则不断削弱。“恶性通缩”则是由货币紧缩或信用崩溃引起。 

良性通缩反映真实财富增加，让消费者受益于更低价格，而非问题。

良性通缩通常由生产力提升、技术创新或供给增加导致的价格自然下降，不伴随需求崩溃，而是让消费者受益于更低的价格，同时经济继续增长。例如，19世纪后期美国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约1870-1900年），由于铁路、电力和工业化等技术进步，商品价格平均每年下降1-2%，但GDP年均增长超过4%。这被奥地利经济学家，如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视为有益，因为它源于企业家创新和资源高效分配，而非货币紧缩。另一个现代例子是科技行业，如智能手机价格在2010-2020年间持续下降（年均5-10%），得益于摩尔定律和全球供应链优化，促进了消费和经济增长。

恶性通缩：这由货币供给急剧收缩、信用崩溃或政府强制干预引起，导致需求萎缩、失业上升和经济螺旋式衰退。例如，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期间，由于银行倒闭和美联储紧缩政策，货币供给减少约30%，价格水平暴跌25%以上，失业率飙升至25%。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如Ludwig von Mises）认为这是先前信用扩张（人为低利率）导致的必然调整，但如果政府不干预，市场本可更快恢复。

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的日本“失落的十年”，银行坏账和货币政策失误导致价格持续下降（年均-1%），伴随资产泡沫破灭和消费停滞，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当前的通缩多源于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这可能接近良性通缩。企业创新和效率提升（如EV行业）导致价格下降，促进资源再分配。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行业的通缩更多是政府补贴和支持政策下导致的。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的结果。

然而，中国政府的反通缩措施（如补贴减少、需求刺激和房产干预）可能是有害干预。奥地利学派认为，这些扭曲市场信号：财政刺激制造人为繁荣，导致信用扩张和未来萧条（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对中国而言，此类政策延续了“不可持续繁荣”，如过去信用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 更好的方法是允许市场调整，让价格下降清除低效企业，而非通过政府“观望”或补贴维持现状。

 对反内卷措施的分析及其意义

内卷本质上是市场竞争的扭曲表现，奥地利学派可能将其归因于先前政府干预：补贴、保护主义和中央规划导致人为低利率和产能膨胀，引发“恶性循环”。 中国反内卷措施（如价格监管、生产上限和法律修订）进一步加剧干预，违背奥地利原则。

•  **负面影响**：这些措施干扰价格信号，阻止“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由约瑟夫·熊彼得扩展，但奥地利学派认可），即允许失败企业退出，让资源流向高效领域。 例如，电动车行业的监管可能保护低效企业，延缓创新。 奥地利学派警告，这会放大经济周期：短期“整合”掩盖问题，长期导致更大崩盘，如中国风电失败案例。
• **反内卷的意义**：从奥地利视角，反内卷措施的意义在于暴露政府干预的悖论——试图解决由干预引起的问题，却制造更多扭曲。内卷不是“过度竞争”，而是缺乏真正自由市场的结果：如果无干预，竞争会通过价格调整自愈，导致良性通缩和增长。 积极意义有限，或许短期稳定（如5%增长），但长远有害，因为它阻碍企业家精神和主观价值发现。 中国若转向奥地利式自由化（如减少规划），可实现可持续繁荣，而非反复周期。

总之，奥地利经济学派多数会视中国措施为“干预主义陷阱”，反内卷的意义更多是警示：它虽意图治愈症状，却忽略根源，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减少政府角色，让市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