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还是互补？海南崛起下的香港命题

7月23日，中央国新办正式官宣，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将于12月18日启动，标志着这一国家级核心战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海南的“封关”并非自我封闭，而是意味着海南将建立独立的海关执行与监管体系，与中国内地实施“境内关外”管理模式，而这种“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模式其核心就是希望能彻底执行其大规模的零关税政策。

如果海南的这种“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特殊税收体系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它将成为全球最大区域规模的自由贸易港。

税收方面，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降至15%，远低于中国大陆普遍的25%企业税和高达45%的高收入个税，这种破格优惠已吸引176个国家和地区的8098家外资企业进驻海南，总投资额达到97.8亿美元。对比2020年前1320家外企，五年间已经翻了7倍。

光亮的数字背后，让外界重新思考另一个敏感问题：在中央全力打造“海南模式”的背后，香港是否正在失去其长期以来的特殊地位和优势？

香港，长期以来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在离岸金融、贸易中转、税制吸引力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据香港金融管理局2022年数据，香港贡献了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对外投资流出。

但随着中央政府通过国安法重塑香港政治环境，并加强督导与监管，不少观察者认为香港的“金融自由”的象征意义正在流失。

与之相比，海南被赋予的战略任务更具实验性质和替代可能性：不仅在政策层面对标香港，更在实质操作中试图撬动高端消费与区域枢纽功能。海南官员公开表示，推动的是一个面向全球竞争的制度平台，强调制度型开放而不仅是贸易便利化。

这种政策安排是否意味着中央在为香港寻找“备胎”？官方表态通常避而不谈此问题，强调海南与香港是“互补”而非“替代”。

然而，市场已开始用脚投票。在新冠疫情期间，海南的免税销售额在2020年同比增长104%，2021年增长80%（当时还是处于新冠疫情期间），一度吸引众多奢侈品牌如 Tiffany、Prada、Coach、Gucci 等进驻海口、三亚。

根据《The Moodie Davitt Report》预测，海南或将在数年内超越韩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免税市场。海南还积极布局与 RCEP 成员国的合作，对越南出口额在2022年增长171.1%，今年一季度的进出口额占东盟总量的26.5%。对东南亚开放免签，并与柬埔寨合作新建机场、开通航线。这些都表明，海南已在实际意义上承担起部分原本由香港发挥的区域枢纽角色。

当然，这并不是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建设与落地会一帆风顺。首先是制度供给与监管逻辑之间的张力。尽管海南税制设计极具吸引力，但中央对资金流动、商品监管仍持审慎态度。

例如，海南岛内购买的游艇、豪车等高值商品必须用于旅游服务，不可带入内地，政策适用范围非常有限。而对免税的系能源汽车的限制就更多了。

此外，境内资金仍难以自由汇出，离岸金融尚处探索阶段，这使得所谓的“自由港”并未像香港那样具备资本流通的自由度。

其次是本地配套资源的短板。海南在人才、教育、医疗、品牌集聚方面与香港存在显著差距。高端消费氛围不足、代购现象猖獗、缺乏高素质服务人员，这也是很多高净值消费者“打卡一次就不再回头”的原因之一。很多网友们在社交平台坦言，海南“不是为了购物的乐趣而去，而是为了套利”，“人挤人没什么体验可言”。

同时，在中国经济总体下行压力下，其他省市可能对海南“超国民待遇”产生不满，引发政策平衡的再讨论。当前已有深圳、广州等地对人才个税实施15%的补贴政策，若海南的税制特权持续扩大，是否会导致区域间税收洼地的“竞次效应”，尚未可知。

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自由贸易港的制度能否可持续推进。海南的“简税制”设计旨在以单一零售环节销售税替代增值税、消费税、城市建设税等复杂税负，但实施路径还需细化。如如何认定企业的“新增增值”才能免税？个人所得税中“高端与急需人才”的精准定义？海南是否具备有效监管避税行为的能力？

海南自贸港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它是对传统经济特区模式的一次探索性升级。其在税制、监管、产业政策上的试验，是对香港构成部分功能替代。

但在制度约束尚存、配套能力不足、政策协调复杂的现实下，要真正实现“比香港更自由”，海南还需经历长期且审慎的制度磨合。而这一切的成败，最终不只取决于政策优惠的多少，而取决于政策层面是否愿意在这个海岛上，允许市场、资本与制度逻辑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