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与法国的药品短缺：干预主义弊端的经典案例

最近，2025年4月15日，法国报纸《世界报》（Le Monde）刊登了一篇集体意见文章，指出法国许多治疗精神疾病的关键精神类药物出现短缺。短缺的药物清单很长，且每周都在增加：  

“……舍曲林（sertraline）和文拉法辛（venlafaxine），这些是标准的抗抑郁药物；锂盐（lithium），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至关重要，但可用日期‘未确定’；甚至用于最难稳定病情的缓释奥氮平（extended-release olanzapine），也因注射针头制造缺陷而无法供应。”  

这些短缺给部分患者带来严重问题。他们无法继续治疗，常常陷入复杂且绝望的境地。文章随后列举了短缺的几个原因：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生产问题、以及国家战略储备不足。文章写道：“药品短缺的原因有多个：供应链脆弱、依赖单一外国工业基地……”  

作者还提到另一个原因：“由于制药公司的商业策略更倾向于利润更高的市场，法国的价格管制被制造商认为吸引力不足。” 在所有原因中，这才是核心问题：法国政府对医药市场的干预是药品短缺的真正原因，促使制造商转向限制较少的市场。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商品短缺是政治干预主义的结果。干预主义试图让更多人获得商品，但往往只会导致市场扭曲和短缺。  

那么，谁该为短缺负责？

多年来，法国健康产品经济委员会（Comité économique des produits de santé，简称CEPS）负责谈判和设定可报销药品的价格，有时还会强制降价。  

这种让更多人能负担药品的做法，人为增加了需求，但供应和生产能力却没有变化。在通胀和高监管的经济环境下，生产商无法提高售价，而生产和原材料成本却在上涨。最终，他们只能亏本生产。生产商面临几个选择：减少生产、将资本和设备转向不受价格管制的领域、转移到其他市场，或者干脆破产。

米塞斯（Mises）曾写道：  

“经济学并未说政府对单一商品或少数商品价格的干预是不公平、不好或不可行的。它指出，这种干预会产生与目标相反的结果。从政府及其支持者的角度看，这种干预让情况更糟，而非更好。”  

在法国精神类药物短缺的案例中，《世界报》（Le Monde）的文章给出了答案：“制造商指出，‘必需’药品在法国的价格太低，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销售转向更有利可图的市场。” 因此，制药公司选择将生产转向利润更高、监管更少的市场，或者减少某些药物的生产，导致短缺。  

别无选择

在法国，精神类药物的价格是欧洲最低的，通常比邻国低30%到50%。法国健康产品经济委员会（CEPS）强加的低价——加上频繁的降价调整，比如2017年——降低了精神类药物的盈利空间，特别是那些利润本已微薄的药物。更糟的是，委员会还有权在销量超过预测时强制追溯降价，这让实验室不敢多生产药物。真是荒谬！  

从中能学到什么？经济干预主义试图让更多人获得商品，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国家曾承诺让他们轻松获得商品，但在法国的例子中，受影响的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弱势群体。仔细看，问题不在企业家或资本家，而在于国家对市场的干扰。这是一个古老的政治经济学教训，可追溯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时期。《辩护、控制与通胀》（Defense, Control, and Inflation）中写道：“即使是死刑，也无法让戴克里先皇帝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价格管制生效。”  

这些短缺的罪魁祸首是国家本身，它忽视了基本经济原则。它无视稀缺性原理，忽视价格反映商品稀缺性的作用，忽视价格对企业家成本决策的信息功能，也忽视了其对某一行业或商品的立法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哈兹利特（Hazlitt）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永恒教训：任何公共干预都必须考虑政策的直接和间接后果，否则可能会产生最初不可见的负面效应，超出即时的可见利益。

哈兹利特写道：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看到政策或行为的即时效果，还要看到其长远影响；不仅要看对某个群体的影响，还要看对所有群体的影响。”  

国家还忽视了市场的另一基本规则：贸易是一个持续流动的过程，总是流向能盈利、商品需求最迫切的市场。如果设置监管、控制和壁垒，贸易会绕过这些障碍，流向更开放的国家。  

但凡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错误早已发生。价格管制的恶果自公元301年戴克里先的《最高价格敕令》（Edictum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以来就广为人知。该敕令为罗马帝国超过1000种商品、服务和工资设定了最高价格。不遵守者按罗马传统会被处死。结果包括：短缺、黑市兴起，以及普遍的违规行为。

米塞斯在《经济政策：今日与明日的思考》（Economic Policy: Thoughts for Today and Tomorrow）中写道：  

“每次政府采取这类措施，结果都一样。只要政府为消费品设定最高价格，就必须进一步控制生产资料，限制生产这些消费品所需的生产资料价格。”  

接下来会怎样？更多的控制接踵而至。

政府总认为能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于是对生产商施加新限制，引入更严格的价格管制。在法国的例子中，解决短缺的两个方案不出意料：更多的控制和更多的政府干预。比如，对未满足最低法定库存义务的实验室加重罚款。  

如果这些干预仍无效，下一步可能是商品配给、加强对个人的控制，或者回归常识，结束经济干预主义。国家很少主动选择后者，所以更可能是前者。这将导致国家强制能力增强。随着对经济的控制加深，国家可能逐渐变成警察国家。干预主义是一台停不下来的毁灭机器。  

最终，这种历史和经济双重无知带来的代价，总是由消费者承担，而非政治家。消费者是最先受到商品短缺影响的人。历史总是重复，问题始终存在：是拥有昂贵但可用的产品好，还是拥有便宜但买不到的产品好？讽刺的是，自由市场以提供既实惠又充足的商品而闻名。

来自 ：米塞斯专线（Mises Wire） 作者： 乌尔里希·弗罗米（Ulrich Fromy）

标签：干预主义、价格、官僚主义与监管